《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过，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其对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性的、革命性的”，之所以用这两个词来概括，因为如此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说明通过民法典之意义的“重大和深远”。说其影响的全面性，因为它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会如影随形的陪伴每个人，就像空气一样深入融入人们的生命之中。至于影响的革命性，在于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它是在长期的民事法律制度建设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并非简单的已有民事立法规范的汇编，在体例、内容和法治精神方面都体现了时代需要，契合了时代价值。和人一样，“法”也有气质，民法典恰恰具有这种新时代的“革命气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

从具体法治实践和立法运行的角度如何看待“民法典”，我认为也要有“全面性和革命性”的视角，不能仅仅把其看为调整民事私法关系的部门法，如此则低估了其社会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下面从民法和行政法关系的视角略作分析：

1.民法典充分回应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体现了公私法融合的需求。首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规范的复杂性上，比如有人做了统计指出有十分之一的条款（近100余条）涉及到行政机关的权力和义务，因而民法典必然会成为依法行政的重要规范来源，大家可以试想在将来的行政决定书中可能会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某某条做出如下决定，这本身是否会有“违和”感？我想人们会越来越适应这种变化。其次，还体现在公民权利保障的方式上，通过民事方式保障公民民事权利的实现有自身的优势，比如它会充分尊重公民的意思自治，但是也有其不足，比如完全意思自治的公民可能是“孤单的”和“无力的”，那么有些情况下行政机关适当介入可能是有利的和必要的，比如第1254条规定不明抛掷物、坠落物致人损害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只要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公安机关只管依据民法典的要求进行调查，何必区分行政法治服务民事规范的实现，还是民事立法推动行政法治发展，这都不重要。

2.民法典对于行政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方式的现代化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公共行政范式和行政法范式的转换，但是面对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和已经约定俗成的实践，要实现范式的转化并非易事，多年来更多的是在传统范式的基础上修修补补，难说有重大的革新，也许单靠部门法内部的推动是不够的，由外部的其他部门法适当楔入，可能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因为这样有可能会使得各种张力得到释放而达致新的平衡。正如《天龙八部》中在慕容博、萧远山和鸠摩智因痴迷少林的高深武学而深受痛楚的情况下，恰是扫地僧和段誉的外部一击，使得这几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现了多么完美的“范式转换”。民法典对公民民事权利做了无缝隙的系统性规定，行政机关如何对待和尊重公民的民事权利？行政机关要不要吸收民事权利保障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吸收的话，如何进行吸收？行政法和民法是否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关系？在民法典实施后，这些问题如果能得到很好的回答的话，公共行政和行政法方式的转换自然会水到渠成。

3.民法典的制定对于行政性立法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提出民法典的“两步走”立法过程对于行政性立法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比如可以先制定行政法总则，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行政法典。我对于以上的提议和立法愿景的设定非常赞成。为了实现上述愿景，我觉得现下对于民法典的制定过程进行分析和借鉴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正如前文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既要整合了实践中形成的既有规范，又要汲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还要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这个过程对于行政性立法而言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值得充分研究。

郭庆珠，1974年生，男，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澳门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8.5-6），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2018.9-2019.9）。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天津法学会理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天津市政府法制智库专家、天津法院案例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六五”“七五”普法讲师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制日报特约评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