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即将进入民法典时代。

传统社会中没有民法的概念，“民法”两字源自日文汉字“民法”（みんぽう）,“重刑轻民”是中华法系重要特征之一，现存最早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民事法律规范内容非常少，集中在“户律”篇，称之为“民法”都很牵强,唐朝直至清朝法典中，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都以刑罚为主，所以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这一说法当然遭到了中国学者的反对，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法一说，但是“礼”始终“为生民立命”，调解、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动静皆需合乎礼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无一不需守礼，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礼”起到了现代民法的作用。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中国开始全面继受西方法律文化，在其拟定的各种法律草案中，《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出台最为慎重。修订法律馆汇集国内著名学者，前往各地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秉持“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的精神，该草案借鉴了日本明治民法典，直接采用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五编。虽然该草案没能经过资政院表决通过，更没有机会颁布实施，始终停留在草案层面，但对中华民国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洋政府时期，法律编查委员会针对《大清民律草案》中不足进行了改进，制定了民国《民律草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参照德、日、意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拟定了《中华民国民法》并于1929-1930年间分编颁行，这是中国法制史上唯一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它基本达到了世界近代民法典的水准，结束了中国大陆上数千年民法缺失的状态，是中国实现民事立法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建国以来民事立法相对滞后，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在大学期间，民法课上学习的是《民法通则》，二十年后才有幸见到了《民法总则》颁布实施，今年更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作为一名法律人，与有荣焉！

典者，经也（《尔雅·释言》），五帝之书也，大册也（《说文解字》）。国之常法，重中之重乃至模范之文献方可称之为“典”。《民法典》继承了近百年中国民事立法的成果，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特征：总则编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列为一项重要的立法目的，鲜明地体现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物权编增加“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将其从债权提升至物权，使其更加稳定；人格权独立成编，强调对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婚姻家庭编为“家和万事兴”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侵权责任编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民法典集结了全球民法学界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几代民法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乃至世界法制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必将大力推动中国乃至世界民法的发展。

张宜：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从事法律史教学科研工作。出版专著、合著各一部，参编教材多部，承担、完成天津社科等基金项目多项，在《法学杂志》、《学术界》等期刊发表论文十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