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之下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以司法干预为核心，发展方向从最小干预走向扩大干预，并趋于采用多元化的干预方式。司法干预的过程涉及到科学的评估，最大利益有以父母角度或者儿童角度考察者，而列清单的模式基于对相关构成要素与干扰要素的深入分析，对本原则司法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监护资格剥夺第一案为例,探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本文提出既需要遵守当前立法，也需要合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关键词]：儿童最大利益；国家干预；自由裁量权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无疑是一项魅力十足的原则，为儿童保护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置身儿童的世纪，我们无法不对这个群体的利益给予更多关注。干预儿童事务的基本原则，有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分别，后者是前者进化的必然导向：前者是以“儿童回归家庭”作为基本标志：“儿童回归家庭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赋予17世纪的家庭最基本的特征”，^{[1]（p320）}家庭内以儿童权利为本位，奉行“儿童先于家庭”^[1](p320)的观点，儿童优先原则便得以实现。此原则在于实现一种相对利益，两利相权取其重，主要涉及儿童、家庭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国家兴起、家庭功能变迁，当国家进入这样的关系之后，儿童优先原则得以进化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因为国家的作用不会仅仅止步于在亲属身份利益之间做出取舍，而在于全面评估儿童的需求，为儿童做出一个最佳选择。“本原则综合考虑诸多因素，需要考虑儿童在监护中的需求，设计的安排应该有利于儿童的调整和发展，定义的有效性基于一些前提，例如对亲权、亲子关系的评估，甚至涉及到当有利于儿童将来的健康成长时，更广泛支持系统的确定与维持。”^[2]因此，儿童最大利益涉及到儿童、家庭、国家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儿童处于自然父母与国家父亲的双重保护之下。本文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化为核心讨论以下问题：其一，本原则引入了国家干预，构成对家庭自治领域的侵犯和破坏，如何正确衡量干预尺度；其二，本原则是一项绝对标准，如何成为一种现实的评估标准而非理论的智慧；其三，本原则的适用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如何避免本原则不被个人偏好和文化偏见所摧毁。

一、国家干预与儿童最大利益之契合

国家干预作为实现儿童最大利益的手段并未获得自始接受，其相互契合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在此之前，家庭的自治被认为符合儿童的基本利益。但是，由于处于较强地位的家庭成员具备伤害弱势家庭成员的时空条件，国家的力量逐渐崭露头角；国家的介入以司法介入为核心，手段多样灵活。由此，国家干预与儿童最大利益之间的契合性得以证成。